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喜讯传来后，在温州的读者圈引起轰动。毕竟，此前诺贝尔文学奖在其百年历史中从未曾授予中国籍作家。

10月12日一大早，温州书城内的莫言作品即被读者抢购一空。当天上午，书城销售经理陈若霆告诉记者，书城已经在协调往店里调货，“因为目前各地都在热卖莫言的书，估计近几天拿到莫言的书会比较困难。”

莫言本人对温州也不陌生。耳闻目睹温州人在世界各地创业，他曾有感而发说过：世上凡鸟儿能飞到的地方，便有温州人的足迹。2008年，莫言来温州参加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颁奖典礼，并前往雁荡山观光，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大龙湫、观看了灵岩飞渡和灵峰夜景。

深受马尔克斯影响，又千方百计逃离他

1980年代中期，莫言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他的作品中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综观莫言的作品，可以发现他深受南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影响。他的小说中，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构造出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他的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早先就曾预言，莫言是中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

一直以来，莫言就被外界赋予一个颇有分量的称号——中国的马尔克斯。而不久前，莫言在公共场合一句“与马尔克斯搏斗了20年”的表述，更令大家对他与马尔克斯的关系饶有兴致。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莫言坦承，自己曾受马尔克斯很深影响，更自比马尔克斯的“弟子”。但当知道被别人称作 “中国的马尔克斯”时，他又确实“不高兴”：“我就是中国的莫言，为什么要说我是中国的马尔克斯，当年大家这么说我，我很得意的，这几年年龄大了，脾气也大了。”

莫言说，第一次看《百年孤独》时，他拍案而起，“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及至其后，一写作就不自觉地流露出《百年孤独》的气息，写《红高粱》时，开篇第一句话写来写去都像是《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尽管他也知道《百年孤独》其实很风格化，马尔克斯也是师承于卡夫卡，但就是难以控制自己的“着迷”，直到深深意识到必须逃离。

“马尔克斯也好，福克纳也好，就好像两个高炉一样，焕发出灼人的力量，我们自己是冰块，一旦靠近了就会被蒸发掉，什么也剩不下，因此中国作家要写出自己的小说来，每一个作家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占据文学的一席之地，就要远远的绕开这两个人，我想这几十年来我就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逃离他们。”

从第二个长篇《天堂蒜薹之歌》，莫言就因为有意要回归到现实主义而忍痛割爱一些具魔幻色彩的精彩细节。但2005年在写作《生死疲劳》时，莫言决定不再躲避马尔克斯，“这个时候我彻底地放开了，我觉得躲他这么多年，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都没写进去，我把脑子里面积累多年的魔幻的资源写进去了，但用了东方的情节。”到写《蛙》的时候，莫言再退了一步，老老实实地塑造人物，回归到了读《百年孤独》之前的状态。“我搏斗了20年，终于可以离开他了，但我觉得我现在也终于可以靠近他了，因为我把中国的魔幻素材处理得和他不一样，这个过程是如此的痛苦也如此的漫长。”

莫言式幽默 产生在绝望的心理基础上

多年前，莫言在纽约为《酒国》英译本签名售书时，解释自己的笔名是因为小时候话太多了，才取笔名“莫言”，要自己少说一点。实际上他不仅口若悬河，小说语言也是绮丽多姿，引人入胜。在莫言看来，小说中偶尔使用方言，是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需要。“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声腔，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法宝。所有人物都说一样的话不符合人物的性格，也放弃了中国小说的拿手好戏。”

在很多作品中，莫言讲述的故事悲苦沉重，但他的叙述笔调保持一贯的幽默，莫言说，自己的幽默是始终含着泪的幽默。种种的不如意和苦难都得承受，又不能一头撞死，幽默就产生了。他坦言他的幽默不是产生在悲观的心理基础上，而是产生在绝望的心理基础上。

与大多数人的创作经历相似，莫言最早的阅读是从小人书开始的，小人书读完了就半通不通地硬读大人书。书读得多了，就跃跃欲试地想写。“最初的写作动机很功利、很世俗，希望能靠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吃饱饭，跳出农村。后来真正地走上了创作道路，创作的动机也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莫言在河北的《莲池》发表了处女作，当时在《花山》当编辑的铁凝还编发了他的第一篇散文。1984年莫言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在老师的指导和文学热潮的刺激下，他悟到很多东西。《透明的红萝卜》《爆炸》《金发婴儿》，更使他“名声大震”，《红高粱》被改编成电影，使莫言走向世界。

莫言对这样的走红有点无奈：“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很多作品，但人们记住的，也就是那么几部，甚至只有一部。而被记住的这一部，往往并不是作家最好的作品。这也就是说：每部作品都有它自己的命运。”

进入上世纪90年代，莫言把精力主要放在了长篇创作上。写出了《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等作品。1996年后，他又创作了《牛》《我们的七叔》《30年前的长跑比赛》《野骡子》《拇指铐》等中短篇小说。

许多人认为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奠定一个作家的地位。莫言觉得，这样的认识不能说不对，但如果把问题绝对化了就不一定对了。他认为短篇、中篇、长篇不应该是等级递进的关系，而应该是平等并列的关系。写出好的长篇可以成为大家，没写出好的长篇但写出了好的短篇照样可以成为大家，中外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在西方，短篇小说集子经常会成为畅销书，一个作家完全可以靠着一个短篇集子奠定自己在文坛的地位，但这种现象在当代中国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没写出伟大作品， 作家应谴责自己”

回首自己多年的写作生涯，莫言用“一直在走一个路线，就是把好人当坏人来写”概括，他认为作家应勇于剖析自己，“就像为自己治病一样，把疮疤切开”。

关于文学和写作，去年底，莫言做客清华大学时代论坛时，与清华学子也有过一番畅谈，谈话中他提出了不少自己的观点。

莫言认为，社会上发生的许多奇奇怪怪、林林总总的现象，会让作家眼花缭乱。但是记录这些眼花缭乱的现象，却并非作家最根本的职责；记述社会中发生的各种怪现状，也不是一个作家的本分。他举例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虽然是一部很有名的作品，但按照鲁迅的评价，它却并非一部上乘之作。“把展示奇闻轶事作为自己小说的主要内容，并不是作家一种高明的写作方式；真正的写作，还是要排除各种眼花缭乱的表面现象，看到这个社会真正的坚实的内核。”

他提醒，对一个作家来讲，你可以偏执，可以有明显的立场，但写作之时，则应该克服偏执、压制过于鲜明的立场，站在一个相对高的立场来看待这个形形色色的社会。“如果作家把愤青式的情绪移植到小说中，一定会影响作品的艺术价值。”

围绕最近10年中国的文学作品，坊间一直有很多争议、很多不同的看法。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的近乎全盘的否定。而作为一个创作者，莫言从来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判断。他说：最近10年的中国文学，实际上涵盖面是相当广泛的，写作者本身的年龄层面也非常多，老一代的作家，比如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作家，都依然在写作，有的在写中篇，有的在写长篇，有的在出版社出，有的在网上贴，大家都在写作。如果一个人要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做一个斩钉截铁的全面判断的话，首先应该做的工作是大量地阅读，当然，要求批评者们把所有作品都读一遍是不大可能的，但是，起码应该把这一时期以来出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作品读一下，网上的作品浩如烟海，但也可以把流传甚广的代表作读一下。如果不把那些主要的作品读完，就武断地下一个结论，实际上是有一点冒险的。“我个人作为一个创作者，认为近10年来文学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为，新世纪10年来，我们少了很多浮躁，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0年前，这20年的时间里，经过了很多阶段，包括向西方的学习，其中带着一些模仿的痕迹，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也有很多早期传统的文学思想对创作造成干扰，作家思想上有一些保守的观念，创作上呈现一种很不完美的状态。而2000年之后，这种浮躁的心态起码是减弱了许多。”

“这确实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作家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因为这样的时代为作家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人的丰富性得到了最强烈、最集中的表现，创作的物质基础和资源基础都已具备，剩下的就得看作家本人的胸襟、气度和才华了。”莫言认为，“以前没能写出伟大的作品，老作家们总是抱怨时代的限制；但我们现在肯定应该谴责自己，从自身找原因：是不是我们没有才华，缺乏思想高度，抑或作家本身人格有缺陷，从而影响我们创造出伟大的作品。不过我们有这么多的作家，尤其是很多成长中的作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我相信，和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一定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