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本不属于政坛。1920年，怀抱理想留美回国的晏阳初立下了终身不为官的人生目标，和那个时代众多的怀抱教育救国梦想的有识之士一起，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浇注在这片战争焦土下教育的复苏事业上。1926年，他出任总干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将河北定县作为推广乡村平民教育的中心。

焦土之下，焉能教育？晏阳初和其他乡村教育家不同的是，他和他的平教会，更注意乡村平民教育的试验。经过大量的社会调查，晏阳初认定彼时的民间有愚、贫、弱、私四大基本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的解决思路。定县实验区为实行公民教育，进行了国族精神、农村自治、公民教育材料、对公民生活的指导等研究，并恰当地运用了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大教育方式。

说起来，公民教育委实是彼时中国教育的一大思潮。

昔人长已矣。公民教育并没有在中国发扬光大，很多思想精髓都被大时代的洪流冲刷得干干净净。时至今日，我国公民教育的现状按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檀传宝的说法，是名与实不符。他说：“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已写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里面了，但在具体教育政策实施上，一些部门和个别执行层面的领导干部，对公民教育还没有清醒和全面的认识，在真正落实相关理念上没有紧迫性、积极性，没有政策和配套措施的支持，就很难落到实处。”可以说，最多，公民教育的部分要素也只是当作思想政治课程的附属存在而已。

现实土壤并非不能滋生公民教育。其对公民国家责任和权利的体认，对宪法精神的重视，对民主精神和法治精神的培育，是这个正在大力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推进社会现代化的大国所迫切需要的。而诸如小悦悦事件，更是在民间层面呼唤公民道德的培育。当诸如“领导驾到，学生夹道”等新闻出现的时候，批评声音也直指学校公民意识教育的缺失，可以说，当前，公民教育正处在一个呼之即出的关口。

当此之时，作为公民教育最好阶段的中小学教育是应当有所作为的。虽然公民意识培养还需要通过社会途径的强化，但在学校教育中，就可以依托一定的读本，进行公民道德和公民意识的教学。更重要的，学校生活也可以营造一个既负责任又呵护权利，既张扬个性又鼓励协商的育人环境。

并非没有这样的学校，根据《中青报》的报道，自2004年李庆明正式担任深圳市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校长以来，开展公民教育已有6年，其一直致力于在学校管理上“渗透公民意识”，让学生参与学校事务，推行竞选月、鞠躬教育、生命教育，在教学中让学生在阅读和思考中自己“寻求伦理底线”等等，希望培养有“自由精神、独立品格、高尚情怀”的新一代。而在江苏、上海、云南公办学校间亦有这样的尝试。可以说，种种试水旨在破冰，公民教育的现实土壤正在逐渐形成，具有公民意识的新生代，也终将华丽登场。